我所经历的“枯木逢春”—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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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金医院离休干部 丁怀翌

电影‘枯木逢春’描述了一个农村在防治日本血吸虫病(以下简称血吸虫病)后的变化,我通过参加三次下乡血防工作的经历,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巨变。

解放前,血吸虫病在长江流域传播,超过1000万人受感染。1951年,我们参观了青浦县任屯村,这一受灾最严重的地方,多数村民已死,留下黑洞洞的空房子。在其中一个黑屋子里,我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躯体,他的腹部巨大呈半球状。他的头像一个骷髅,他的两个眼睛显示他还活着,但快死了。太可怜,太可怕了。我还看到血吸虫侏儒病人,应该是成人了,但只有七八岁孩子那样大,鼓着大肚子。我们的政府决心要消灭血吸虫病,我有幸参加了三次血防工作。

第一次是在1952年1月寒假期间,大队长潘儒荪,中队长俞国瑞,小队长蒋礼平,当时我是医学院四年级学生,我们小队的医疗点是在青浦,盘浜。我们和病人一起住在农民的房子里。当时农民是很穷的,他们用石头打谷,所见的农具仅是用木和铁作的锄头和铁铲,没有任何机械。盘浜没有桥,对岸农民家里来送饭每次都要撑着小船。那时我们采用酒石酸锑钾静脉注射,20天一疗程。一个月后我们回校了,这次治疗很顺利,但疗程太长,效率不高。

1958年2月,我第2次参加血防医疗队,大队长杜善芝,中队长吴耀玉,邱瑞玉和我任小队长,这次我们小队的医疗点在青浦县重古乡,我们在乡支部万书记和办事员陆麒麟的支持下开展工作。在那里整整一年,使用的还是酒石酸锑钾,但疗程缩到7天或3天。由于药物浓度增加,注射时需非常小心,如药剂从静脉漏出,会使周围组织坏死。我们的工作谨慎而有序的进行,一批批病人完成了治疗。后来‘人民公社’‘大跃进’来临,疗程缩为4小时,每天我们从一个大队转到另一个大队,全乡10个大队10天转完。每天晚上,我们住在船上,船头上放一个炉子,针筒就放在上面煮沸消毒。黎明,船摇到了目的地,护士就去准备清洁用水,首先,他们把大缸中的河水,用明矾沉淀,然后用6层纱布过滤两次。病人由大队干部呼唤集中到临时的治疗点,我们医生就开始检查病人,并开始用消毒好的针筒为病人注射,2小时一次共3次,如病人出现恶心,呕吐,心动过缓,心率失常或其他不适,治疗即延缓或放弃。晚上,当工作结束,清洁最后一批针筒后,我们上船,船是没有蓬的,每个人绻着身子,有的用草帽盖着头,船夫摇着橹,针筒在炉子上煮着。当黎明再次来临,第二天的工作开始了。4小时疗法由于短期间药物剂量大,好些病人不能耐受;而能完成治疗的,大多不够彻底,需再次治疗。

在我们努力治疗病人的同时,来自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同学们积极地开展预防工作,他们整天坐在船上,顶着烈日,沿着河边喷射用以杀灭钉螺的药水。而我们则配合他们调查河床边钉螺的密度。三人一组,沿着河边走,每20步停下,第一位头低足高俯扑到河床边,第二位拉住前者的脚以防滑落,此时,第一位用一种竹制的工具,很像一支尺,但拉开,就成一个方的框框,然后用竹镊子轻轻地拨开浅层的泥土,数框框内钉螺的数量,站在一旁的第三位就记录结果,数量多少不定,但往往会有数十个,甚至上百个。这些数据都上交给血防站。当冬季来临,农民们结合水利工程将有钉螺的泥土埋掉。

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们在农村已看到拖拉机,和脱谷机等,生活条件也有明显好转,50年代初在任屯村和盘浜的所见已不复存在。

1964年,我第3次参加血防工作,那时,我们用麻油制剂,病人只需口服,不需注射,方便多了,当然每天喝麻油药,味道不太好。这次下乡时间不长,该属于扫尾吧!年复一年,成百成千个医疗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,对早中期的病人使用了药物,晚期因血吸虫病肝硬化的病人由外科作脾切除治疗,加上年年不忘消灭中间宿主钉螺,终于把肆虐在祖国大片土地的血吸虫病控制住了。多少年过去了,农民的健康进步了,生产发展了,生活水平提高了,我经常看到报上有青浦,特别是重古的消息,真是今非昔比,这确是‘枯木逢春’啊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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